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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 北京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风雨兼程，大道无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研究改革。这一次，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何处发力，在何处突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提出，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全局性部署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为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吹响了号角。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是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

　　改革进入“深水区”

　　《21世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16个部分、60项具体任务、336项重大举措。当这些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当前形势，改革应该如何锚定这个总目标？

　　张占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基石，又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科学内涵深刻而丰富。

　　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看，要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围绕以财税、土地、金融、国企为代表的基础制度改革为重点，平衡央地关系，完善税收制度；优化土地要素流通，建立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体系；重塑资本市场生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做强国有资本，优化国资布局。不断深化对制度建设的认识与实践，通过改革不断创新和完善制度体系。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家庭，乃至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市场—社会—政府”良性互动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围绕经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确保国家治理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效率，既稳定有序又开放包容。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道路上依然布满荆棘与挑战，高质量发展之路并非坦途，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如磐石般横亘在前，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要直面改革路上的各种挑战与障碍，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重要指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打通堵点、痛点和卡点

　　《21世纪》：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应该如何理解全会提出的“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张占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新”而是“两个新”，一个是新质生产力，另一个是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有新型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配套，这“两个新”要配合好。这也就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命题，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有更大的创新和更大的作为，通过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来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这涉及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人才体制等方面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各种堵点、痛点和卡点，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和空间。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全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方式，将新质生产力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数据等创新型生产要素和商品，以横向纵向的方式向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延伸，构建新型生产体系、分配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

　　另一方面，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新质生产力生于科技、长于科技，不仅要对之前不适应的体制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更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要求等，实现科技体制创新。从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出发，加强党统一领导下的科技统筹规划。识别重复、冗余、恶意竞争的科技项目，协调各行业、各领域相互合作。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最大程度协同研发和应用新质生产力。

　　《21世纪》：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应该如何认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

　　张占斌：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不断通过改革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成果竞相涌现。

　　同时，推动科技创新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比如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方面的配合。新型劳动者和创新人才的作用相当重要，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只有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体制机制并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够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才能把人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将人才红利发挥好。

　　抓住改革的重点方向

　　《21世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下一步，应该如何围绕“现实需要和最紧迫的事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张占斌：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具体领域改革而言，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是“现实需要和最紧迫的事情”。这些领域的改革关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布局，是我国改革的重点方向。

　　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进行系统谋划，要立足于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程度加深、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等现状，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调整力度，统筹好整个财政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全局。

　　金融体制改革要找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切入口、着力点，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服务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同时，金融体制改革要把促进投融资动态平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耐心资本”，要制定实施金融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方案，加大力度支持乡村振兴、养老托幼、高校就业等薄弱环节和关键技术、核心科技等重点领域。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第三次分配的体制机制。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扩大内需，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

　　总之，要通过解决“现实需要和最紧迫的事情”，抓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寻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打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21世纪》：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加强体制保障，坚持人才引领驱动，激活人才第一资源？

　　张占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并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综合施策。要优化政府管理体制，制定相关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引导，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配置先进优质生产要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这里有一个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管理、技术、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

　　民生是改革的底线

　　《21世纪》：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你特别倡导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三个倍增”，这对于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之间的关系有何意义？

　　张占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促进经济长远发展，同时要保障民生，不能顾此失彼，也绝不能两失，这是改革的底线和原则。民生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才符合我们改革的初心。

　　“三个倍增”，是指到203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经营主体数量实现倍增，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从2020年到2035年这15年时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万多元增长到6万多元，中等收入群体由4亿人左右增长到8亿人左右，对于下一步支持扩大内需战略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市场主体数量由约1.4 亿个增长到约2.8亿个，能够推动我国形成高水平市场经济，增强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对实现以上两个倍增意义十分重大。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改革应该牢牢把握好民生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社会的全局性变革。同时，也只有遵循民生的发展规律，才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落地。

　　《21世纪》：推动实现“三个倍增”的发展动力来自哪里，其又能撬动哪些领域的改革？

　　张占斌：实现“三个倍增”，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其中包括发挥好民营经济生力军作用。要发挥好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改善和增强民营经济的发展预期，调动好千百万民营经济投资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人民有更好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

　　对于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问题的解决，一是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充分信任、尊重、依靠、爱护、理解民营企业家，二是要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做好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改善舆论环境和民营企业预期，三是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构建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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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松琳 股票配资线上站